(原标题：新生儿骤降，资产价格迎“第二拐点”考验)

随着新生儿数据陆续披露出来，各界对人口“第二拐点”的预期似乎正在得到验证，由此对于利率、房地产以及各类资产价格的担忧也在上升。

“2018年部分省市出生人口数量下降20%，若此结果适用全国，我国新生儿人口或不到1400万。若成真，则意味总和生育率(TFR)将下降至1.37，而2017年的TFR为1.62。”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12与26日在研究报告中发表观点称，新生儿人口急剧下降或是一个人口“通缩”新时代大序幕的开启。

据他观察，我国的20~50岁人群——主体购房人群、主力消费人群和生产人群 ——的下行拐点是2013年，现在是第二拐点，即“加速向下”的拐点。 而日本经验显示，人口老龄化加速，可能会带来投资需求下降、利率中枢下行、房价下行压力上升等等。

“生育大省”增速放缓

山东省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生育大省，2017年人口出生率居全国第一。对比不同省市的出生率，明显可以看到山东省是生育意愿较强的省。

“生育大省出生人口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据此推断其他省市也不容乐观。 ”花长春表示，按照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假设2018年出生人口增速与“表1”中各省市增速近似，大约为-20%左右，则2018年出生人口将为1378万人，较2017年下降约345万人。

新生儿人口急剧下降原因可能有多个，包括二孩政策刺激作用消退，出生人口数量下降问题再度凸显;育龄女性数量下降;受教育程度上升、生活成本提高带来生育意愿下降，等等。

而如果总和生育率真下降至1.37，花长春预计，最大的影响是我国人口拐点将提前5年至2025年，人口峰值将下降2500万~3000万。 我国20~50岁人口将会在2019年至2026年之间开启加速下降的大幕，7年间可能将下降7000多万人口。

人口“通缩”并非偶然。“实际上,出生人口的放缓早已开启，不过二孩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现象，而随着二胎刺激的消退，这一问题又将重新暴露。”花长春举例称，比如数据显示，浙江省金华市2018年1~5月，全市出生21879人，同比减少4779人，减幅为17.93%，其中二孩出生12650人，减幅为 23.96%。因此，后续如果没有更大范围的生育放开政策，二孩政策作用的消退将使出生 人口趋势性下降的问题再度凸显。

如果2018年总和生育率只有1.37，那么出生人口数量或将下滑 20%至1.38千万，这是情形1;而如果按照1.62的假设, 则2018年出生人口数量或将下降5%至1.63千万，这是情形2，较情形1多250万人。情形3是假设总和生育率上升，高于1.62。根据花长春的测算，若按照前述三种情形，到2035年，新生儿数量将分别为1.14千万、1.36千万和1.43千万。

人口对增长的贡献

“中国经济面临长期均值回归，经济增长实际就是人口现象。”这是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明确提出的一个观点。

据方正证券商贸零售首席分析师倪华研究，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逻辑。一个典型时期是二战之后，部分发展中国家鼓励少生优生，这与当时盛行的经济增长理论有关。

当时对物质资本和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两个重要认知，一是对于物质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认为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二是对于当时人口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认为人口的增长和物质积累呈负相关。基于这两个认知得出的结论就是，高速的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阻碍，这也成为了一些国家的人口政策基础。

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人力资本(人口素质)的因素被纳入模型，部分研究者发现存在两种经济均衡。

一种均衡状态是“高生育率、低人均收入、低人力资本”的均衡，即马尔萨斯陷阱;一种是“低生育率、高人均收入和高人力资本”的均衡，其中的关键是，生育率的下降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随着经济持续增长，资本和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人口总生育率却逐步降低，这个时候人口反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瓶颈。

那么人口趋势的变化会带来什么影响?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日本往往成为一个较为清晰的参照。据花长春研究，日本人口老龄化加速直接带来的影响有三个。第一，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投资等需求的下降;第二，资金成本将趋势性下降，利率中枢下行; 第三，人口老龄化加速叠加城镇化企稳，房价下跌压力上升，20~50岁人口拐点领先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时点。

各界对人口趋势的担忧，本质上的一点是对劳动力人口减少的担忧。对此，有观点提出，技术进步将带来新的生产力，机器人可以替代劳动力。

对此，李迅雷的回答是，机器人的问题在于没有“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