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灵活就业再添“加减法”。为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落实保居民就业任务，7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拓宽灵活就业发展渠道，优化自主创业环境，加大对灵活就业的保障支持;同期，北京、宁波和上海等地方层面也在密集部署拓渠道、稳就业等政策措施。前述政策在服务费、税收等相关“减法”政策优惠下，明确通过扩大贷款范围、新增就业形态、加大补贴力度等“加法”政策加持，护航灵活就业在全国落地生根。

政策就位 定调灵活就业

“从就业的角度来说，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日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56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2.7%，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同比增长0.8%;而根据教育部统计，今年高校应届毕业生达874万人。

一边是疫情对经济下行影响余波未消，一边是大量劳动力涌入人才市场，国内仍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

前述《意见》提出要鼓励发展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同时，从多方面为灵活就业方式的实现争取更多保障。例如在财税层面，对于从事个体经营的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按规定给予创业担保贷款、税收优惠、创业补贴等政策支持;对就业困难人员、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从事非全日制等工作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今年5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曾39次提及“稳就业”并将其作为托底民生的重要保障。政策定调下，地方层面也在密集部署措施鼓励居民灵活就业。

例如，7月23日，宁波推出鼓励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新政，允许电子商务、网络约车、网络送餐、快递物流等新业态企业的从业人员可按规定先行参加工伤保险;7月27日，北京出台稳就业保就业措施，鼓励企业采取共享用工、非全日制等灵活便利的用工方式，满足复工复产需要;支持新业态企业通过劳务外包、加盟协作等方式吸纳就业;积极提供灵活就业供需对接服务，鼓励个人通过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形式实现就业，更提出灵活就业补贴期满仍未就业可享一年延期。

共享员工作引 补缺用工市场

稳就业政策打底，关于灵活就业的尝试却已遍地开花。从各地发布的鼓励实践方案看，除传统策略外，稳就业在疫情初期早已走向“线上+线下”联合补缺的新阶段。

今年初，作为全国就业蓄水池的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路遇“黑天鹅”。据公开资料显示，自2020年初以来不完全统计，全国注销的企业数量已超80万家。疫情防控工作带来的停工停产招致现金断流，企业端大量裁员。国内失业率曾于今年前两月攀高至6.2%。

然而，疫情之下，危机并存。彼时适逢春节假日，拓展订单、扩大需求成为部分线下餐食企业的立身刚需，而疫情叠加节假日，用工荒则成为其无法绕过的洼地。2月3日，阿里巴巴旗下著名新零售平台公司盒马鲜生发布“招工令”，率先提出“共享员工”的提议。短短几日，盒马即从32家企业“招兵”1800余人，开启了一轮疫情期灵活就业的浪潮。

面对企业扩大订单迎头追赶、闲置人力资本急寻出路的现状，政策端闸门逐步开启。2月人社部专门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政策口径，对开展“共享用工”模式加以指导。明确“共享用工”不改变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原用人单位应保障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社会保险等权益;3月17日，国常会提出，聚焦养老、托育、家政等就业潜力大的领域，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生活服务业;支持发展共享用工、就业保障平台，为灵活就业者提供就业和社保线上服务等。

作为疫情期间涌现的新兴灵活就业方案，“共享员工”的产生仅是管中窥豹。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2058万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者中，已涌现796万网约车司机、455万快递和外卖员、114万网络主播、80万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从业者。

据美团日前发布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295.2万人，同比增长16.4%。其中，来自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新增骑手近8万人。近四成骑手有其他职业，包括舞蹈演员、导演、企业中层管理者、金融从业者、软件工程师等。而在疫情期吸纳的二产、三产从业人员中，35.2%的骑手曾是工厂工人，31.4%曾为创业者或个体工商者。

劳务合同蜂拥 聚焦权益保障

据盒马鲜生员工介绍，作为骑手，工作内容是为平台提供派送服务，但劳动合同是与第三方单位签订。身边也有不少兼职做骑手的同事，他们与平台方之间的联结是，平台方按日向其拨付薪酬。但兼职与全职员工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却并不清晰。

“对我们来说，除基本绩效工资外，只是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统一通过外包服务外卖平台。但我们并不太清楚的是，公司有没有在帮忙缴纳社保等资费，只知道我每月需要缴纳一份意外险。”另一名外卖骑手表示。

近日，人社部再印发《关于开展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促就业行动的通知》，重申开展促进灵活就业服务。进一步拓展和优化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业务，提供招聘、培训、人事代理等精细化服务;建立用工余缺调剂平台，为阶段性缺工企业提供供需对接服务;广泛发布短工、零工、兼职及自由职业等各类需求信息，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除了新经济浪潮下的灵活就业，部分传统销售行业也借势起飞，但面对灵活就业浪潮，雇佣方也呼吁明晰双方权责。

疫情期，广州市民李女士在企业降薪裁员前选择辞职创业，注册了一家酒业营销咨询公司。在她看来，与之前相比，初创公司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和人员成本能节省不少。“对我们来说，有很多类似降房租的优惠政策可以申请。在既有业缘的基础上，是一次机遇。作为销售行业，未来我们也想考虑灵活用工，聘请兼职人员。但不知道是否需要为他们缴纳基本社保，企业端还要再负担什么?”

“择业过程中，劳动者需要与企业明确签订劳动合同方是谁，如果碰到无法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需要工资和社保证明确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于与第三方主体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要注意留存证据，证明存在劳动关系。但凡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方则有义务为其员工缴纳基本社保。”卓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志峰提醒。

此外，北京知诚社会组织众扶发展促进会会长任壮进一步表示，鼓励灵活就业新形势下，对于部分从事非全职工作的劳动者而言，当与相关企业方签订劳务合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曾发文分析，与劳动合同不同，劳务合同属民事合同，劳务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对劳务报酬等各项条款均可自行协商，法律很少干预。劳务合同在履行中也很少有国家干预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