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如何打破梗阻、畅通循环显得尤为迫切。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4亿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比较优势和我国强大的发展韧劲所在。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大背景下，人口究竟能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央视网《深解》记者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探寻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来自人口的内生动力。

央视网记者：面临“十四五”开局以及新的“一百年”的开启，我们能否保持长期向好的趋势，内外部环境影响至关重要。在您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后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究竟是怎样的?

张车伟：从外部环境来讲，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反全球化的声音不断增强，尤其是美国，对我们的打压非常明显。从内部来讲，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外部的冲击叠加到经济转型升级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使得我们下一轮经济结构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调整。如果我们做得好，那么就会极大提升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也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关键技术、关键领域中，中国从过去的跟随者，已经变成了领跑者。

央视网记者：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我们的经济能否依然保持长期向好的发展势态?

张车伟：过去，我们是规则的遵循者，就是别人定了规则，我们可能要遵循他们的规则。新冠肺炎疫情以后，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更加重视规则的制定。新冠肺炎疫情固然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它也使得我们更加认清经济发展的本来面貌。我觉得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一直都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向好的过程，一定是曲折的，而不是一帆风顺的。经济发展双循环的提出，其实就是指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路径。

央视网记者：作为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专家，在您看来，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14亿的超大人口体量能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

张车伟：在人口问题上，我们国家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认识。早期，可能觉得人口多不是什么好事，比如说填不饱肚子的时候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人口可能会拖累经济发展。但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小康，人口本身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突出表现在巨大的人口规模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在市场经济当中什么最重要?当然是市场。有了市场，有了需求，基本上就有了创新的动力和源泉。比如说，移动支付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发展起来?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它的创新成本如果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发达国家，小规模的市场很难承担这种创新动力的积累。

央视网记者：人口规模创造了市场规模，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所以在您看来，人口会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巨大优势吗?

张车伟：巨大的市场规模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可以说是我们建立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础和条件。面临着发达国家的打压，面临着美国的打压，我们实际上并不担心，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失去更多的可能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收入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程度，这个是可以转换为真正的市场需求的。尽管我们人均GDP距离发达国家可能差得还很远，但依托于这样一个市场规模的时候，它的动力是极其强大的。而且，我们的人口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又为创新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口将在中国今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巨大的发展优势。

央视网记者：说到人口，就不得不提到老龄化的问题。有观点认为，随着老龄化的到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对此，您怎么看?

张车伟：老龄化这个问题，大家谈论得非常多而且也非常担心。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人口老龄化在全世界来看，依然在持续的深化过程当中，实际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情况也没有到最糟糕的时候。我们国家现在的特点是老龄化的速度很快，但是我们国家老龄化的绝对水平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差得很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还处在一个比较“年轻”的阶段，相当于一个人壮年的阶段，也就是年龄最好的一个阶段。老龄化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值得我们去担心的，但本身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们依然处在一个中国人口的红利期，处在一个收获的时期。这也是我们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一个基本面的因素。

应对老龄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那提高劳动生产率最重要的又是什么?那就是创新。从近两年来看，我们创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创新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会有巨大的提升，而老龄化所产生的一些负担或者问题，就很容易在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得以解决。

央视网记者：新产业带动新就业。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等新经济迅速崛起，但也有一批产业企业相继倒下。在您看来，面对新的国内外环境，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就业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

张车伟：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的失业率基本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劳动力市场是否稳定，其实也是经济是否长期向好的晴雨表。虽然一些大学生就业存在困难，但我认为这更多是结构性困难。疫情叠加后所带来的挑战使得我们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就业结构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可以预见到会给部分人带来就业转化过程中的阵痛，但只要我们精准施策，应对得当，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服务业在我国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50%，现在来看，服务业基本上也是吸纳新就业的主要领域，但是如何推动服务业向高质量发展，这仍然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