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人世一年后，我国光纤通信领域开拓者、天津大学百岁教授杨恩泽曾经的诺言得到了兑现。

儿子杨石替他完成了遗愿。2020年9月，杨先生唯一的一套房产完成出售。11月19日，杨石给父亲从教一生的天津大学送去先生遗赠的150万元。其中100万元设立专项奖学金，用于奖励年轻的科研人才;50万元捐给自动化学院光纤通信实验室，用于购置一台先生生前想添置的实验设备。

在中国微波通信与光纤通信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杨恩泽，执教七十余载。他的学生中有享有盛名的院士，也有各行各业的翘楚，可杨恩泽一直自谦“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

而今，他如愿把自己的一切全给了学生。

实验室里的“年轻人”

活到人生第100个年头时，杨恩泽仍像个求知若渴的年轻人，追着时间跑。

他在普通人已经退休的年纪开始学计算机，步入80岁又学会了软件编程;90多岁时，他每天步行穿过校园去办公室工作，学院楼前的台阶高高的，可他总能一步迈上两级台阶。

他对科技、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发生的新鲜事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快100岁了还一直在查看本专业英文信息，他告诉儿子：“不看英文资料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实验室是他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他发现，过了90岁以后，很多地方都对自己“敬而远之”。他举着网球拍约人打球，可越来越找不到对手——没人敢与如此高龄的老人练球;他想去游泳，游泳馆门口的工作人员一看他的身份证，直接请他回家;他报名参加环城自行车活动，又被主办方婉拒，气得他自己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追。

只有在实验室里，他总能跟新鲜的事物打交道。学院里的人都知道，杨老的时间表没有周六日，也没有寒暑假。他把教学生、做实验、搞科研当作自己的娱乐方式，乐此不疲。

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他的博士生马闯还曾在实验室遇见杨恩泽，当时老先生兴致勃勃拉着他聊起最近正在研究的课题。听说这个年轻人的研究方向后，老先生很惊讶，他说自己正在看一个相关论文。

自学新版Matlab仿真软件那阵子，这位大名鼎鼎的元老级科学家更像是一个谦虚的学生，遇到问题逢人就问。杨恩泽的学生、天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于晋龙多次见到杨先生拉开实验室的门，探出头问来往的学生，“同学，你会Matlab吗?快来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儿?”

谢田元来到光纤通信实验室攻读研究生时，早就听说杨恩泽先生的大名，“我是杨先生的徒孙，挺激动的。”没多久，这位90后学生被“90后”先生请到办公室谈心，这是实验室的惯例。搞了一辈子科研的杨恩泽总要提醒那些刚踏入科研大门的年轻人，要打好基础，“没有理论基础去做实验会很盲目。”

在谢田元的记忆中，杨先生更像是一个温和的长辈。知道自己的研究方向后，杨先生会帮他查文献、找资料，并认真给论文提出修改意见，也经常给出新的思路。“我不太注意的细节，先生却十分严谨，经常能发现瑕疵和错误。”谢田元说，先生也常常会发邮件与他分享自己正在研究的问题，实验室的年轻人也都爱跑去杨先生办公室里讨论问题。

一次实验中，因为缺少一种特殊的电感元件，谢田元不得不用一个替代材料先将就着用。杨先生知道后，几经波折帮他买到了。杨恩泽并没说什么，只给谢田元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这是微型电感，全给你。”

光纤通信领域的“拓荒者”

作为我国光通信领域的“拓荒者”，杨恩泽先生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条实用化光通信线路，在他从事研究的无线电通信、微波通信、毫米波通信领域均有很高成就。

他早年在武汉邮电研究院从事“毫米波”通信的研究。在他的建议下，我国启动了集全国之力开展光纤通信的大会战——二八工程。

当时我国在光纤通信系统技术方面还是一片空白。杨恩泽是项目技术总负责人，但国内没有合适的器件，连各分系统的设计要求和基本工艺都不清楚。他带着上百个项目组日夜钻研，为每一项技术的突破不断讨论、实验。

那是一条13.6公里的线路，光缆要横穿长江。“线路跨越长江那一天，杨总工带着同事们走上长江大桥，几十个人手递手，小心翼翼地将光缆递过长江。”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科技发展部副主任李汉兵回忆，因为这根光纤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杨恩泽不放心用机械车辆输送，担心拉坏了。

这根光纤的贯通，让中国迈入了光纤数字化通信时代。而杨恩泽应邀回到天津大学任教，创建了天津第一个光纤通信实验室。

“先生对科研大趋势的把握有独特的眼光。”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王成山说，在人工智能概念还未火之时，杨先生就建议他向学校呼吁大力建设人工智能学院。而杨先生提出这个建议的一年以后，阿尔法狗人工智能机器人才引发了全球对人工智能的关注。

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里，杨恩泽始终都没离开科研教学第一线，除了带学生，他还一直配合课题组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研究。

儿子杨石从来没有听父亲讲过自己取得的成就，获奖的事情也没提过，被问起时，“他总是说，这是大家一起做的”。

倾囊助学的“天真老头”

比起拿杨先生当爷爷的学生们，师从杨恩泽25年的天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于晋龙，则在杨先生的严格与宽厚中，体会先生的“君子之风”。

于晋龙刚参加工作不久时，准备申请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心里没底，踌躇许久后，终于向杨先生开口请求，希望先生能引荐一下。先生当着他的面给评审主席打了电话，语气严肃地说：“我单位于晋龙同志申报了这个项目，希望你能严格把关。”

于晋龙当时呆住了，他想不通，“我是先生的弟子，他能帮别人，为什么偏偏不帮我?”多年后他才渐渐明白，“先生是在教我，希望把我教成君子。”

杨石的印象中，父亲简朴一生，对自己十分苛刻。科研经费应有的提成他不要，他说“国家给我的是8小时的工资了，我不应该再额外领取”。见家里的家具太旧了，儿子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一件件置换。有时候，父亲发现后有些不悦，沉默了半天说：“那个还可以用”。

杨恩泽的女儿杨晶回忆，小时候有一次独自乘公交车，因为人太多，还没挤到售票员那儿就到站了，于是没买票就下车了。父亲知道后，步行20分钟到公交汽车站，找售货员买了一张价格相当的票。

但是对别人的难处，杨恩泽是出名的大方，认识不认识的朋友或学生，只要有困难，他都会慷慨解囊。

2005年年底，天津大学自动化学院实验室收到一张从广东省饶平县寄来的10万元捐款收据，杨恩泽捐资助教的事情才被知晓。但熟悉杨先生的人并不感到意外。

天津大学光通信实验室初建时，实验室急需一台价值26万元的科研仪器。这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一笔“巨款”，难倒了大家。得知情况，杨恩泽毫不犹豫放弃了自己的科研奖金，用于仪器购置。实验室的老师们也纷纷响应，最终凑齐钱保证实验正常进行。

听说家乡基础教育还很落后，杨恩泽帮家乡学校联系捐赠了一批电脑，随后拿出30万元帮助城镇中心小学建一座科学楼，并设立奖学金，承诺每年资助生活困难、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捐完钱后，他的存折里只剩下5元。

第二年，一栋面积为694平方米的科学楼在当地中心小学落成。“恩被于物，泽及后代”的红色条幅高高悬挂在楼上，许多孩子的科学之梦在此启航。杨恩泽常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回报给党和人民。”

他本与儿子约好，在实验室里度过自己的百岁寿辰。儿子设想，那也算是父亲与奋斗一生的实验室的告别，他希望父亲享受没有工作的生活。然而，杨先生没等到与实验室道别的那一天。

“也许你太爱你的实验室，这一次你没守约，而是去了天堂，继续你钟爱的事业。”儿子心中那个和蔼、善良、朴素、纯粹甚至有点天真的老头，走了。

天津大学原校长、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龚克在杨恩泽先生追思会上说，“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不求名不图利，一辈子与人为善，一辈子有益于社会，有益于青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做到了这一切。”

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说，杨恩泽先生是校园里的一位“大先生”，他的言传身教和“不言之教”，都是留给全校师生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笔基金，天大将管好、用好，帮助更多的科研工作者践行兴学强国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