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八年《芜湖县志》中关于“京都芜湖会馆”的记载
位于北京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内景
【资料图】
清末民初时期徽商在北京歙县会馆的合影（资料图片）
老会馆遗存(资料图片)
会馆，创建于明初，盛行于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和工商业活动的产物。旧时的学子、商人或进城闯荡的漂泊者，都可凭同乡或同业的关系寄居在这里，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会馆文化”。你知道谁创建了中国第一家会馆吗？此人就是安徽人俞谟。
明永乐年间建起第一家会馆
明永乐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421年，明成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不久，一家名叫“京都芜湖会馆”的公所就在皇城根下的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内挂牌面世，算起来，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了。这是当今历史学者们公认的目前最早的中国会馆。据史料记载，会馆规模在当时十分了得：东西两院，各矗立着一株高大的香椿树。正厅有3间，各式厢房小屋16间，沿街铺面房屋7间，灰棚房6间。
那么，是谁创建了这被称为中国最早的会馆呢？此人是一位名叫俞谟的芜湖人。
据史料记载，俞谟，字克端，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以选贡的身份任南京户部主事，主管财政工作，迁都北京后转任工部主事，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航政等。他的父亲俞季忠也因此被永乐皇帝朱棣封为承德郎，安排在北京工部营缮司内担任主事。这时在京城内做官的芜湖人不少。
明朝自迁都北京后，政治经济中心北移。于是不少芜湖商人纷至沓来，寻求俞季忠、俞谟父子等人帮助；芜湖举子入京会试照例要拜访京都的芜湖籍官员，希望他们能在食宿上提供方便；在京的一批芜湖籍官员远离家乡千里之远，也迫切需要通过聚会来祭祖敬贤或排解思乡之忧。这就促使了经济实力较为强大的俞谟萌生出创建公所的念头。于是，他自掏腰包，在前门外“置旅舍数椽，并基地一块”，建起了“京都芜湖会馆”。就这样，中国第一家会馆在不经意间诞生了。
据会馆史研究专家指出，京都芜湖会馆挂牌之后，“各州县在京官商，纷纷效仿，慷慨乐输，京中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形成北京特有的人文景观”。而这之后的数十年间，各省在京师纷纷以建会馆为时尚。而这些会馆大体有三类：一是为官绅乔寓之馆；二是既为官绅又为科举士子居住的馆所；三是专门为赴科士子住读之所。
会馆到底是干啥的
应该说，北京会馆的大批兴建，与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隋唐以来，封建王朝均设科考试选拔官吏，明清时尤盛。鼎盛时代“学而优则仕”之风，将各省举子“刮”进了京城，京城的异乡客从明代开始渐渐地多了起来。在京城举行的三年一次的会试，各省的举人皆可应考。会试录取的贡士，还要参加皇帝亲自策问的殿试。所以早在宋元时期，民间已有“状元店”，是专门接待举子的客店。明清时北京的一些民户也出租单间客房，以供来京考试的举子食宿，称作“状元吉寓”。这些店寓房金昂贵，一般贫寒的秀才是租不起的。所以举子们迫切盼望能够有一个初次来京即能找到的、凭借乡谊能相互照应的同乡住处，于是会馆应运而生。
作为一种互益性的社会组织和民间的自治组织，会馆可以说是“桑梓弟兄”和“异乡骨肉”的乡谊纽带。而会馆中川流不息的暂住人口，通过京师的文化集聚效应和政治辐射功能，有效地把本邑文化带到了北京。据史料载，乾隆、嘉庆两朝是北京会馆发展最快的时期，至光绪年间已发展到近五百家。就是到了民国时期，北京尚存的会馆还有三百家。
据史料记载，这些会馆分为县馆、州（ 府） 馆、省馆三级，都是开放性的，对本乡本土人士，不分贫富，都给以服务；对乡土以外的文化，不分地域的差异，做到融合互济，这就使会馆的管理富有创新精神。这些会馆，尽管规模大小不一，但它是各地域文化在京城展示的窗口和物化标志，因此许多会馆不仅房屋建筑很有讲究有特色，地方文化元素也有不少体现。而且，会馆除招待应试的本乡举子之外， 还兼有联络旅京同乡的作用。
因此，会馆里经常会举办一些同乡活动，并在逢年过节时开展各种祭祖活动，祀乡贤、聚餐唱戏等，并且慢慢都融入了北京的饮食和戏曲、杂耍，成为知名的“北京饮食”“北京杂耍”，成为北京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乡人有高中“三鼎甲”( 即状元、榜眼、探花） 的，要在会馆里设宴庆贺，还要在会馆门上或厅内悬挂一块匾额以示荣耀，有的会馆有宰相、状元、榜眼、探花、翰林、进士、大学士、大司马、大司徒、太师、总督等大小匾牌数十块之多。
每处会馆都有一部历史，记载这些历史的，除碑文，便是会馆的楹联、馆诗、碑记、楹联等，但都与会馆的活动及名人趣事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这是研究中国书法、文化、名人逸事的宝贵资料。这些都为勉励后学，为士人树立榜样，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
加强对会馆遗存的保护
会馆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当然需要有一定形式的管理组织。据史料记载，会馆经营管理一般由旅京同乡共同负责，但管理大权实际由同乡中在京居官地位高、有声望的人掌握。在馆长、董事等领导下，会馆的日常实际是由“长班”来进行的。长班是会馆的实际“中心”人物。有的会馆长班世袭，个别竟有的达五六代之久。这些人对本籍在京同乡尤其是其中的京官、巨商等情况熟悉，对警察厅等市政管理部门熟悉，对会馆的事务熟悉。
不过到了今天，大多数会馆已经面目全非，但也有少数会馆被当作历史文物得以保存下来。这其中就有位于北京的“安徽会馆”。
安徽会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后孙公园胡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史料记载，安徽会馆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馆址原为明末清初学者孙承泽寓所“孙公园”的一部分。孙承泽是明末清初政治家、收藏家。明崇祯四年（1631年）中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后退出政坛。退出政坛的孙承泽修建寓所“孙公园”。1869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其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及淮军诸将集资购得孙公园的大部分，建安徽会馆，1871年落成。李鸿章曾在此接待过朝鲜使臣。
虽然后来会馆被入侵的八国联军所占有，房屋等建筑尽遭破坏。但通过史料我们发现，会馆当时建筑宏伟，为中、东、西三路三大套院，每路皆为四进，还有清式戏楼、思敬堂、藤闲吟屋、龙光燕誉堂等。会馆正房文聚堂内悬挂书有皖籍中试者姓名的匾额。套院中有祭祀朱熹及历代名臣的神楼。戏楼是中路规模最大的建筑，系旧京四大会馆戏楼之一。东路为乡贤祠，有思敬堂、奎光阁等建筑，西路为接待用房。会馆内亭馆廊树俱备，屋数百间，总面积达9000多平方米。清康熙年间，洪升创作的《长生殿》曾在这里的大戏楼演出。
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会馆的发展有其特殊的意义。研究会馆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不仅可以体味会馆文化的意蕴，而且从中可以看出它对当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加强对一些会馆遗存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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