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皖原本一家，两省民众交往很多，不少安徽人会选择到江苏尤其是南京发展，而江苏人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到安徽合肥。
吉城，江苏东台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他研究学问，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骨架，研经宗齐鲁之学，读史通班马之书，旁及辞赋、金石之学，勤奋写作，著书立说，撰国学研究论著三十一种。
吉城应邀到合肥庐州府中学堂教书，在合肥生活了近两年。但是他从早年到去世，与安徽一直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他与安徽的这份缘分，至今依然让人颇多感慨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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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城家族为避乱从镇江迁居东台，而在东台也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迁居到那里的安徽徽州人，他们在那里生活，逐渐扎下了根。东台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00-1901）的知县张韶棠则是安徽桐城人。吉城和这些安徽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联系，但真正和安徽人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则从1906年左右开始，而有记录的第一人居然是陈独秀，只是在《吉城日记》里，他的名字是实庵或者实安。“实庵”是陈独秀的号，“实安”则应该是简写或误写。
吉城比陈独秀大12岁，他们之间应该属于学友关系，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在那里见的面，目前还不清楚，已知他们最早的通信时间是1906年3月12日，那天吉城“作札致实庵，勉以耐苦努力。即过张君用宾，托其转给。”张用宾是江苏武进人，军官，光绪三十一年（1905）江苏省派驻东台征兵负责人，也是吉城的学友，自然也与陈独秀熟悉，我想，或许就是他介绍吉城与陈独秀认识的。
吉城认识的第二位安徽人就是颇具文化情怀的学者型官员蒯光典。蒯光典由于政绩优异，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到任淮阳海兵备道，加按察使衔，并兼任淮北四岸盐务督销。淮阳海道兼治河，当年夏天，江苏中北部连日大雨，蒯光典紧急部署抗洪，同时安抚灾民。运河暴涨，蒯光典亲自上坝，力保大坝安全，为下游七州县抢收粮食赢得时间。11月27日，吉城听从江宁回来的朋友说了蒯光典率众抗洪保坝的事，非常感动和敬佩。
也许正因为此，不久蒯光典托人请吉城到他负责的安徽旅宁公学（即南京上江公学）做国文教习，吉城收到信后当即复信，那一天是腊月初四（1907年1月17日）。9天后吉城到南京，见到蒯光典等人，第四天和蒯光典“论学”，这件事就确定了下来。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3月8日），吉城启程去南京。5月，蒯光典发起组建苏皖学者研究国文、弘扬国学的“国学研究会”，请吉城起草序言。因为这个研究会，吉城无疑结识了更多的安徽文化名流和学者。
第二年，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开始，吉城应邀请来合肥庐州府中学堂教书，见到了很多安徽及合肥的文化界的老友新朋。书法名家刘启琳原籍江宁，咸丰年间为避乱来到合肥。他虽然出生在合肥，但一直自称“江宁刘启琳”，可见他还是有着很深的故乡情结，见到吉城后自然尤感亲切：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共同话题显然要更多一些。一来二往，两人成为好朋友。而那时候的好朋友很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结亲家，于是1909年3月10日，张子开先生亲自为吉城的独子吉荣泰与刘启琳的长女刘淑贞做媒。1910年5月21日刘启琳从合肥包船送女儿和嫁妆到东台，5天后，农历四月十八日，吉荣泰和刘淑贞完婚，这也算的是苏皖两省文人交往的一段佳话。
吉城离开合肥后，依然与安徽的朋友及庐州府中学堂的一些学生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时常有书信往来。他曾为庐州府中学堂及李国松家私塾介绍过东台的老师，还应邀为庐州府中学堂起草对联。
后来，安徽省第六师范学校和安徽合肥师范学校先后聘请吉城做国文老师，均因为吉城家中出现重大变故而未能成行。
1911年2月22日，吉城在写给亲家刘启琳的信里说，他的母亲得知皖北水灾，损失严重，便让他把准备给她做七十大寿的钱捐给灾民。于是吉城集历年所得束脩，捐出银元1000块赈灾。吉城母亲的义举，让安徽人深受感动，当时的安徽巡抚朱家宝为其奏请，当年5月23日获“乐善好施”之旌。
我们应该记住吉城这位江苏东台书生和他母亲的义举。我想，吉城与安徽之所以有如此的缘分，不仅是因为他在这里工作过两年，有不少的朋友、很多的学生，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有着比较深的感情，而这份感情的背后，是他的一颗爱心，以及善良纯正的品格。
